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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峡是我一辈子的良师益友

讲述人:摄影家佘代科,男,76岁讲述时间:2019年11月15日讲述地点:宜昌市美术馆展览现场视频录制:程蔚 程锡勇文字记录:本报记者 冯汉斌摄 影:程锡勇

抗战胜利后不久,才两三岁的佘代科便随父母从重庆巫山到宜昌定居,至今已悠悠七十余载。他在宜昌度过了艰难的青少年时代,1964年参加工作后,通过拍摄三峡、记录三峡、守望三峡,佘代科先生达到其人生事业的巅峰,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“三峡通”,40多年来,共拍摄了数以万计的三峡照片,浓缩了他对三峡自然和人文景观变迁的关注,并先后有数百幅三峡摄影作品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,被认为是“系统拍摄长江三峡自然和人文景观最早、摄影时间跨度最长的摄影师之一”,他还先后担任过宜昌市摄影家协会主席、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为宜昌区域摄影技术的提高和摄影人才的培养尽心竭力。11月14日,“守望三峡——佘代科摄影作品展”在宜昌美术馆开幕,次日下午,在摄影展现场,记者采访了今年已76岁,但身体硬朗、精神矍铄的佘代科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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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时随父母扎根宜昌,一来就是一辈子

我出生在重庆市巫山县,抗战胜利后不久,当时只有两三岁的我,便随父母从老家来到宜昌城区南正下街定居,父母那时在宜昌做小生意,辛苦养育我和姐弟三个。

六七岁的时候,我被父母送到宜昌城区的私立北省小学读书。后来,又转到星沙里小学(即后来的自立路小学),完成小学学业。毕业后,又先后在宜昌市八中、宜昌四中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。因为家里贫穷,我从读初中开始直到高中,都一直享受政府的助学金,母亲每次都拿去买米,那时毕竟填饱肚子要紧。1964年就到宜昌市床单厂参加工作了,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随即作为后备干部培养,调到团市委任学生部副部长。后来在政工组搞宣传,因为当时上面要宜昌办一个大型展览,确定我为群众组织代表,与其他代表一起,到省里领取展览任务。搞展览,首先要有展览地,我们想到了当时堆放粮食的天主堂,得到同意后,随即将天主堂改造成展览馆。一切准备妥当后,我便回到了政工组,现在的老摄影家徐达则留在展览馆。但徐达眼睛不好,找我商量,能否互调一下工作,我当时不假思索就答应了,上面领导也同意对调。于是我就到展览馆,后来展览馆划给宜昌地区,改成地区文化馆,我任文化馆副馆长,后来又到地区(市)群艺馆,我还是副馆长,直到退休。

可以说,峡江连绵的山水,江上来往的帆船,大如操场的木排,嘹亮动听的川江号子……是我儿时最难忘的记忆。上学读书后爱好绘画,画得最多的也是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。1964年从事文化工作后,我便走进三峡,成为三峡文化沃土上耕耘大军中的一名忠诚的战士,一干就是四十多年,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“三峡人”。

由于展览馆工作的需要,1968年我开始学习摄影,一年后便尝试着三峡风光的拍摄。当时我的创作热忱极高,常常为了寻觅理想的角度而跋山涉水,为了等待合适的光线而日夜坚守。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,为了解决往返峡江的路途困扰,只有吃住在沿途老乡家里,并把冲洗胶卷的药水随身带着,白天拍摄完了,夜里就把胶卷冲洗出来,不断拍摄不断比较不断找差距。

成名作《川江航运》一炮走红,还是借徐达老师的相机拍的

经过三年多的努力,终于在1972年,得到了一个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好时机,拍了一幅《川江航运》,入选到次年的《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展览》。说到这幅《川江航运》,还有一些有趣的掌故,拍这张照片的相机,是借用徐达老师的,我当时还没有专用相机。而这张成名作,原名叫《高峡雄姿》,但到北京展览时,专家觉得题目有点小资,便把它改成《川江航运》。而能拍摄到这张照片,还是“做好事”得来的。我这张照片,是在秭归九畹溪附近的山上拍的,原因是当时陪我们的老乡,请我给他帮个忙,说他的母亲八十岁了,从来没有照像。当时胶卷很宝贵,一次进山带得不多,但我还是答应了。这位老乡喜出望外。在等饭的间隙,我背着相机走出户外,发现了这个绝佳的拍摄点,赶紧拍了一张。随后回到老乡家里,又给他母亲拍了一张。老乡说,下雨天拍摄效果更佳。于是我先回到宜昌,等待下雨的时机,最终找准云雾漫漫的好机会,拍下了这张成名作。这张照片寄到北京后,受到陈复礼和黄翔等摄影名家的好评,我的创作热情越发高涨。几十年来,我无数次的到了这个摄影点,其他摄影家也去探访过,但都没有找到我那种堪称“天造地设”的机会。

随着拍摄的作品越来越多,但我发现,把这些作品摆开来却多数都是“两山夹一水,水中一艘船”的雷同画面。回顾每次进峡拍摄、总是想找一段有气势的峡谷,选一个理想的天气,为了让画面有生气、在江上来船时,才心满意足地按下快门,这就是当时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峡江。怎样突破这种局面,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作品来?我在困惑之中不得不放慢拍摄,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。

我选择用读书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对三峡的认知。在我阅读有关三峡的文章和诗画时发现,干百年来,无数文人墨客的三峡作品,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,用文字或图画抒发着他们从三峡神韵中感悟到的心得体会。而那些流芳百世的佳作,更有独特的视角和独具匠心的表现,作品中的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无不蕴含着峡江的灵气。

为了拍《天梯》,我从三十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下

我初背相机进峡江时,峡江的木帆船正在逐步被机动船所取代。峡风吹走了漫漫岁月,但是千百年来留在峡江两岸石头上的一道道纤痕,一排排撑篱点,一个个拴船孔,一墩墩绞滩柱和那一串串石头上的脚印……如一页页无字天书,静静地诉说着过去。我必须记录下这一切,这些由世世代代过往船工们在峡江两岸留下的“印迹”。

我对三峡的认知是在行走、思考、读书、拍摄的循环往复中加深的。在我反复拍摄峡江的同时,我也将镜头对准那些与峡江朝夕相伴的峡江百姓和他们的生活。几十年来,正是那些峡江两岸像“天梯”和“独木桥”一样的路,把我和三峡、三峡的老百姓紧紧地连在了一起,我的心和我的镜头一直关注着这里的变化,内心有一种“用镜头留下自己曾经看到过的三峡自然和人文景观”的意识,并目这种意识随着葛洲坝和三峡工程建设的进程变得越来越强烈。在我所拍的“峡路”的作品中,有一幅《天梯》是我特别珍爱的。

1981年,我带几个学生在巫峡一条险峻的绝壁石道上摄影时,不慎摔下谷底。老乡们发现后,很快将头破血流的我抬到江边抢救。有人惊呼从三十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下还活着,定是神女的护佑(这里正好与神女峰遥遥相望)。由于当地没有医疗条件,当时又没有到巫山县城的船,众人一筹莫展。正在这时有人发现一艘路过的航道艇,便大声呼救,艇上驾长忙问出了什么事,有人忙回答说,有个“新华书店记者”重伤了。当时老乡们见我摔坏的相机,以为我是记者,说到记者就联想到“新华社”,情急之下误把“新华社”喊成了他们更熟悉的“新华书店”。我很快就被航道艇送到了巫山县医院,在爱的接力下,当地最有名的医生为我治疗,让我逃过一劫。

现在回想,不只因为我曾经从这“天梯”上摔到三十多米高的悬崖下,差点结束了摄影生涯,还因为每当看着画面上的那些山民,想到从他们的祖祖辈辈起,就一直在这条“天梯”上不断地攀登,那种不畏险峻、勇往直前的精神感染了我。

在宜昌首次办个人摄影展,晚年以画画与垂钓为乐

在我走进三峡的几十年,正是三峡发展的黄金时期,我亲历了古老峡江延续了数千年的木帆船时代的最后终结,又幸运目睹了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兴建的宏伟壮举。更让我欣慰的是,在我厚厚的影集里,汇集了这些年我伴随三峡路走来的所见所间,见证了古老峡江日新月异的足迹,也融入了我解读峡江的所思所想,掲示了我与峡江的不解之缘。1983年,我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。

2003年5月3日,在三峡大坝就要进行135米蓄水的前夜,我和王文华及几个三峡摄影人为了见证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,怀着对即将沉入江中古老三峡的眷恋和对新三峡的期盼,在巫峡岸边点燃几百支红烛,告慰巫山神女。以这一事件拍摄的照片《祝福三峡》,在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发表,并被众多媒体转发。2006年,我的个人专题在当年第三期《中国摄影》上发表,共达28个页码。

退休后,我重新拾起了画画的爱好,画的也是心中的三峡,只有三峡是融入我血液当中的,近年还画了一幅三十米的长卷。老伴去年离我先走了,我现在同儿子生活在一起,儿子在清江边开了个奇石馆,我闲暇时最喜欢在江边钓鱼,为了怡养性情罢了。

四十年来,我拍了数以万计的三峡照片,今年,市美术馆从中选出近百幅照片,为我办了“守望三峡”摄影作品展,对关心我的朋友来说,也算一个交待。说来,工作时经我手办了近百个摄影展,但我自己在宜昌举行的个人作品展,这还是第一次。我最后想说的是,在守望三峡的四十多年里,我用镜头与雄峰、高峡、激流、险滩对话,感受到大美三峡天下雄的巍然气派;我用镜头对向变幻莫测巫山云雨,尽显大美三峡的柔美情长;我用镜头品读两岸千仞石壁,鬼斧神工,美轮美奂的艺术长廊让人荡气回肠;我就是在这一次次用镜头与三峡对话中不断感悟三峡、拍摄三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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