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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张照片伴随着亲人的思念被寄往远方

核心提示: 1979年的时候,宜昌城区的照相馆只有留光、三峡、向阳等几家,以至于翻开影集,都是黑白交错

那时候的一张照片伴随着亲人的思念被寄往远方

偶尔翻看家里老式的、沉甸甸的影集,一幅幅泛黄的黑白照片,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,就像“时光使者”般,带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深邃的年代……

数码摄影的出现,正在让家里老照片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。当初,这些老照片也是新的,只是,时间湮没了它。老照片记录了我们的成长。他们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、人文传承最真实而直观的写照,珍藏着几代人的宝贵记忆,记录着我们生活的巨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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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让黑白的照片有色彩,罗洪波把底片寄到上海

1979年的时候,宜昌城区的照相馆只有留光、三峡、向阳等几家,以至于翻开影集,无论是人还是街道,都是黑白交错,一点颜色都没有。

在大公桥街办的3楼,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罗洪波微信不断提示有新消息,他无奈之下将其调为静音。

微信头像,是前段时间陪同我们去沮漳河畔走访的时候用手机拍下的。之前的头像拍摄于1979年的解放路留光照相馆。那时候,罗老的儿子刚刚满100天,带着孩子去留光照相馆,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轮到。

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后,有些不大习惯,开始哭闹。拍照的师傅非常有经验,手里举着一个铃铛,不断摇晃发出声音吸引孩子的注意力。“嘭”一声,师傅捏下了手中的气囊式快门,孩子的笑容被定格了下来。“声音和光亮吓着他了,拍完就哭了。”罗洪波说。

这天,罗洪波第一次穿上西服、打上领带,拍了一张半身照。

气囊按下后,即将而立之年的那种青涩逐渐退却的模样被定格。只是照片当时没有洗出来,因为罗洪波提出了要上油墨,“也就是变成彩色照片。”

当时的留光照相馆还没有这个技术,必须把底片邮寄到上海。

一个半月后,他收到了上海寄来的邮件,有了那张保存40年的照片:说是彩照,实际就是脸上染了淡淡的腮红、淡黄色的领带上了油墨,其他依旧是黑白的光影交织。

全家第一张的彩色照片,还是1982年拍的,地点在重庆。“那时没听说宜昌的照相馆有彩色照片。”罗老说,“当时我在九码头当警察,押解犯人去重庆,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坐船去重庆,在当地一家公园拍了全家第一张彩色照片。”

这张照片如今被摆放在书房的书架上,画面已经泛黄,但仍能感受到一家人的温馨和快乐。“过了三四年留光照相馆里有了彩照,儿童公园拍照的地方也有了。”他说。

实际上,宜昌在1982年前后也是有彩色照相机的。宜昌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志伟告诉我们,他记得当时宜昌有个单位拥有彩色照相机,但因为冲洗彩照的技术宜昌没有,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普及。”

比起美颜相机,马薇更喜欢青葱岁月时留下的“朦胧照”

时代在进步,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照相馆,留下了自己在工作、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影像。特别是随着彩色照片在宜昌能够冲洗出来后,那时候的生活、那时候的街道和公园,都开始有了颜色。

马薇家中至今还珍藏着父母年轻时候的照片,偶尔会拿出来翻看。画面中,马薇的母亲梳着乌黑发亮的麻花辫子,穿着一身土布白色对襟短袖衬衫,笑容自然甜美。没有面膜,没有化妆水,自然、朴素、大方是她们那代人直面镜头时最好的妆容。

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,“南风”吹来,年轻人喜爱模仿港台明星的服饰和装扮拍照,业界把这种照片叫做“朦胧照”。所谓“朦胧照”就是一些爱美的女青年头戴摩登帽,披上纱衣或者时装,涂上红唇,摆个POSE拍张妩媚的美照;还有些女孩特意装扮成中性模样,拍个帅帅酷酷的样子,自我欣赏起来有一种特别的趣味。

马薇记事起,曾在照相馆见过那种老式箱式照相机,一群人合影的时候,照相师傅总在不厌其烦地指挥人们排好队形、保持笑容,唯恐捏下气囊时有人动了、眼睛眨了。

“过去拍照感光纯粹靠师傅手上这一捏,摄影师傅属于技术工种,还得凭证才能上岗。”李志伟告诉我们,“一旦有人眨眼睛了,底片就等于废弃了,重拍,要么就扣照相师傅钱,要么照相的人多出钱。”

在马薇保留的影集里,还有她和同学毕业后互相交换的“朦胧照”。“那个时候拍这个照片好流行,还挺贵的,攒钱和几个同学相约去拍的,还记得就在现在二马路老街咖啡的一个小摄影室。”马薇说,那时第一次知道拍照得化很浓的妆,还要穿上平时不敢穿上街的衣服。朦胧照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文化逐渐走向多元,人们对自我有了更大胆的主张。

上课时被父母叫去县城照相,照片被寄给一度病危的伯父

王峰标榜自己是四分之三个宜昌人,即将40岁的他有10年不是在宜昌度过的。

相册里,有一张9岁他和父母一起拍的全家福,是在鄂东一个小县城拍的,“我当时还在上三年级,正上课,被爸妈喊出来。”

坐上三轮车从山区小镇赶到县城,在照相馆里换上新衣服,“拍了5张。”

几天后照片冲洗了出来,他拿着相片在班级上传看,“能够清清楚楚看到同学们眼中的羡慕,镇上小学多是农村孩子,他们可能当时一张黑白照片都没拍过。”

只是,他没想到,这几张照片冲洗了两套,其中一套被寄来了宜昌,他的伯父那年因病突然大出血,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因为路太远无法见面,最后只能照相,然后寄挂号快件到宜昌来,“所幸伯父转危为安。”

在那以后,王峰再照彩色照片就是小学毕业了。1995年5月,镇上的照相馆有了彩色照相机,照相的师傅来到学校拍毕业集体合影,关系好的同学还约在一起拍生活照。“大家爬到树上或趴在草丛里,各种合影。”

初中回到宜昌就读,王峰有了新同学,但是经常翻看小学同学的照片,然后给他们写信,在1998年前后流行拍艺术照的时候,大家互相寄照片,“花哨的背景,花哨的衣服,一点都不像自己。”

离第二故乡远了,那里的亲人们也时常挂念,电脑和即时聊天软件的出现,让QQ空间成了关注远方亲人的地方,“女儿出生后,我就把她的照片分时间建文件夹,那边的亲人有事没事去我QQ空间看。”

岁月在流逝,再也不用邮寄,也不用看QQ空间,手机“咔嚓”一声然后用微信传过去,或者录段视频发过去,但是王峰还是觉得缺少了以前的那种感觉,“可能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仪式感,所以我打算找个时间回趟小镇,跟外婆他们拍个全家福,因为再不拍就来不及了。”

   过年,照相馆拍全家福的人排长队    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2013年,三峡晚报官方微博跟留光照相馆联合开展送全家福活动受到热捧。 (本报资料图片)

留光照相馆、向阳照相馆、三峡照相馆,还有东门、十三码头、512等记不清名字的照相馆,如今没有几家能看到了。

但是这几家照相馆,见证了光影变幻的岁月,见证了无数宜昌人的悲欢离合。

晚报送全家福活动50个名额一抢而空

宜昌的光影历史,是绕不开留光照相馆的。

它的前身最早还能追溯到1916年,是邓子敬在宜昌南门后街开设“留芳照相馆”,1924年被彭振清收购,最终成为留光照相馆。解放后,留光依旧在,只是1995年矗立在陶珠路口70年的老留光照相馆被拆除,后来商标被人收购,如今在步行街经营。

早在2013年1月18日的时候,三峡晚报官方微博就跟留光照相馆联合送全家福,当天消息在微博上一公布,50个名额一抢而空。

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赵明,至今还将当时拍的全家福摆在家里,“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去拍张全家福,突然在微博上看到活动,瞬间就有了去拍的冲动。”

向阳照相馆承包了伍家岗人光影记忆

向阳照相馆比留光年轻些,但也有60年历史了。

31岁的殷雪娇至今还记得,8岁那年过年被家人打扮一新,从临江溪附近的家中带到向阳照相馆排队,“那张全家福里,我愁眉苦脸的,因为最喜欢的发卡没要到。”

等到殷雪娇上初中时,向阳照相馆改制,被当时的经理向琼“买断”。在媒体的采访中,改制后的向阳照相馆经营之初,生意是十分红火的。当时的向阳照相馆在伍家岗区是“独一家”,承包了几乎整个伍家岗人民的“照相”生意。除了如今的证件照,全家福也是当时照相馆的一大“主营业务”,每到临近过年,就成了照相馆最忙的时候,过来拍全家福的人络绎不绝。

公园里的全家福是游子的乡愁记忆

一张底片两张照片,一共3.5元。在照相机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,到儿童公园照张相也是入园游客的必备项目,那时也有几家私人拍照的摊点,但是最好的地段还是儿童公园自己的照相摊。

1991年进入儿童公园的胡林,最开始被分在了儿童公园的照相班组,跟着师傅学习照相。“那时公园配备的都是两三千一台机器,当年在外面可没有这么好的机器。”

陈俊的家里,就有一张在儿童公园凉亭前的全家福合影,只是比较特殊的是当时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。“现在我挺想拉着父母,然后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这个地方再拍一张。”如今身在深圳发展的他还有一个梦想,“想用照片告诉孩子,他的根在宜昌,无论以后他身在何方,这里都是他的故乡。”

徐达拍摄的公社捕鱼场景被人误引用为百年老照片      

      沿江大道旁一栋居民楼,是87岁的徐达老师的家。这个宜昌摄影届的泰斗,在六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,创作拍摄了大量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影像和集锦摄影作品。

7块钱买台旧相机

徐老当天身体有些不适,走路也有些颤颤巍巍,可聊起摄影的事来,立马来了精神,忙不迭地给我们找来一堆他的摄影作品。

1946年,刚满15岁的徐达因家中条件不允许读不起书,进了当时的大中华照相馆当学徒,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摄影。“说是学徒,其实都是给师傅干些杂活累活,师傅也不会正儿八经去教你摄影技术。”徐达说,都是自己摸索。

后来,徐达参加工作进了人民银行。第一个月发工资了,20多块钱,他花7块钱在地摊上买了一台旧相机,“那个相机壳都烂了,不过当时还是很兴奋。”也就是这样,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徐达开始拿着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相机开启了正式的摄影生涯。

第一张照片摄于1954年,“宜昌市人民银行干部在街头宣传粮食统购统销”,这便是他用7块钱买来的旧相机拍摄的。

柜子里一堆老相机

那个时候拍张照不容易,一卷胶卷价格不菲,还要后期冲洗。“我都是照的一些具有时代意义和特点的照片,后期自己学着冲洗、放大。”徐老说。

上世纪60年代,单位给他配了一台海欧牌照相机,至今他家里仍保留着这台老式相机,虽然一些零件已不齐全了,斑驳的皮套上海欧两个字清晰可见,我们好奇地拨弄着,对突然弹出的镜头也惊喜不已。

在徐老印象中,上世纪五十年代宜昌的照相馆有七八家,有千秋照相馆、天一照相馆、留光照相馆等等。“以前照相馆都比较简陋,主要照登记照、人像。”徐达说。

徐老至今对一幅照片被胡乱引用耿耿于怀:是他当年在西坝附近拍摄公社捕鱼的场景,远处就是磨基山,但是被人引用时却被称为“百年前宜昌江上捕鱼的场景”,“我都才87岁,哪里有百年,所以你们要把这个错误更正过来!”

摄影成为家风

徐达的老伴黄元淳,今年80岁了,婆婆性格开朗亲切,说到拍照立刻抱来一大堆影集。“我们家就是照片多,走到哪里拍到哪里,留点纪念,以后想起来翻着看看特别有意义。”说罢,她翻看手机,上面也存了好多照片。“这都是儿子给我转到手机上,我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翻翻看看,特别好。”

老影集中,一张黑白合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,照片中的两个人年轻俊秀,黄元淳笑着说这就是当年的结婚照。“那时就是走到留光照相馆就随便拍了一张,哪还有什么讲究,也不兴化妆这一说。”

老家在宜都的黄婆婆直到初中毕业,才有了人生中第一张照片。“现在我出去玩都带着专职摄影师的。”黄婆婆笑着说,一家人和相机结下不解之缘。

书房里挂着的彩色的全家福是为数不多徐爷爷出镜的照片,“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充当摄影师的角色。”黄婆婆介绍,这是2003年左右过年时在夷陵饭店吃完团年饭,酒店赠送的一张全家福。

徐达当年在西坝附近拍摄的公社捕鱼的场景。(徐达提供)

(本版文字丁薇 聂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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