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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访渔村十里红

核心提示: 渔村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选择,但是真正“上坡”的那一刻,或许谁都不忍说再见。

●总策划:柯冬林 贺少雄 谭华伟 熊文礼

●策 划:郭孝洪 方龄皖

●撰 文:聂 烽 丁 薇  ●摄 影:王康明

不忍说再见

聂 烽

这是我们第三次写江南磨基山脚下的这个小渔村了,来之前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写了,来了后却发现这里的故事说不完,特别是关于打鱼的故事,说几天都说不完。

但是故事越听越多,内心的苦涩越来越浓,因为再过不了多少年,这个曾经闻名的小渔村就将彻底消失了。

再也没有水獭来帮助打鱼,再也没有小孩子在渔船上长大,再也没有家长愿意下一代 “接班”当渔民了,再也没有一网子下去几十斤收获了。

有的只是对长江全面禁渔传言的惴惴不安,对拆迁征地后的新生活的期待和忐忑。

渔村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选择,但是真正“上坡”的那一刻,或许谁都不忍说再见。

郎打鱼,姐织网十里红繁盛的渔事日渐荒芜

16日上午,我们乘坐27路公交过了长江,在点军区政府站下车,跟朱市街社区网格员石玉环接上了头。

往磨基山方向走上几十米,就到了外校的路口,拐进去后再步行百余米,就是一条水泥乡村公路沿江而铺,路的尽头就是十里红村了。

其实现在的十里红村挺大的,东起磨基山,西至城墙岭下农科所。“是几个行政村合并的,但是我们说起十里红村,都是指原来的十里红村,就是磨基山下江边这一带。”石玉环说,“现在我们去的是原来十里红村二大队。”

村口是几家农家乐,一些放暑假的小孩在阴凉地玩耍。往前走,就是一家小卖部,几位老人在门前悠闲地聊着天,看到网格员带着人来也见贯不怪,他们知道村里的教堂和龚家老屋很出名,许多客人都喜欢来这里看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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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岁的刘传英熟练地补着渔网,60年前嫁到杨家之后,她就学会了织渔网补渔网,与丈夫杨文杰过了一辈子打鱼生涯。

关于“十里红”的由来,每个村民都能说出不同的故事

小卖部门前,水泥路就没了。

门对面一条小路,往里面走10来米,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出现在我们面前,这就是龚家老宅了。

据称,龚家祖先于清朝中叶从秭归顺江而下打鱼,在这块地方落地生根,至今已传了有十多代,在屋后背面还有龚家第一代先祖龚绍培的墓碑。

斑驳的墙壁、木质的楼板,走进屋内顿时觉得要比外面清凉不少。老房子是村里年代最久远的民居,当年曾被侵华日军占用。龚家四兄弟同住,如今老大已经不在了。因年代太过久远,屋子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龚家兄弟中的老二龚永先就跟我们抱怨,自从划定拆迁征地范围红线后,就不允许再对房子进行整修了。

从龚家出来回到小卖部门前,沿着村里的小路朝里走,穿过一段田埂,就能看到被灰色围墙围着的建筑,这里就是教堂了,据说是用1891年“宜昌教案”的赔款修建的。

走进围墙内,右边是两间平房,墙壁上还能看到以前的红色标语,这里曾经还是村里的办公地点。

平房门前是一口池塘,早已看不到以前一池碧水的样子了,浮萍、杂草和垃圾充斥其中,这里已经荒了很多年了。

池塘上方还有一间平房,屋顶还有一枚十字架,只是屋门紧锁,挡住了我们参观的步伐。“有个老人在这里居住,平常看不到人。”石玉环说。

据说,这座教堂修好后,很多住在江对岸宜昌城的洋人,经常雇船过来做礼拜或登磨基山,也由此引出一段关于“十里红”名称的由来。

1882年起担任宜昌海关帮办兼助理的奥古斯丁·亨利,就过江来过十里红。英国植物学家谢默斯·奥勃良著作《沿着奥古斯丁·亨利及其中国植物采集人的足迹》中记载:“当时寺庙(十里红的白雀寺)的周围种植了很多不错的树木,包括场面壮观、色彩瑰丽的石楠,这种树俗称千里红,它的花和树叶都很好看。”

红叶是哪一种树种,有待专家研究,但是漫山的红叶,让这一片土地得名“十里红”, 明朝刘戡之在《和陆放翁题峡州甘泉寺》一诗中写道“寺静全宜暑,枫多最艳秋。”

关于十里红这个名字的由来,村民都能说出一个故事传说,点军区文化工作者就曾进行过梳理。

有称因地理特征得名,因当地很多山体是红壤、江边多砂岩,遇大雨大水山体泥石奔流,一片红色。

还有说因夷陵之战得名。相传陆逊火烧联营,十里都可以看到满天红光,刘备仓皇从江南古蜀道逃跑回蜀地。

不过《东湖县志》记载又是另外一个说法:“纱帽山在县西十里紫阳山下,有明少宰王篆祖墓。相传明知州杨春震坏其砂臂,山脉遂衰”。意思是杨春震跟王家有过节,便将传说王家祖坟所在的风水宝地“蜈蚣地”用桐木钉死,霎时血水涌出流至长江达十里之遥,民间遂有“挖断纱帽山,血流十里红”的传说。

还有人说,十里红为“石榴红”的谐音变化。当地百姓传说至今沙滩上还埋着一块刻有“石榴红”地界的石碑,在宜昌古今很多典籍中也多有“江南石榴红”的字眼。《沿着奥古斯丁·亨利及其中国植物采集人的足迹》中也明确把十里红称为石榴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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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里红曾经家家有渔船,如今每天出去打鱼的渔船不足10艘。

十里红曾经家家有渔船,如今只有13艘还在下水

从教堂出来,往靠近江边的山麓走去,就是杨文杰家。81岁的他正坐在屋前凉棚下抽烟,他80岁的老伴刘传英和二儿媳妇正在补渔网。

1977年,因为修建葛洲坝,杨文杰一家从坝上的前坪村移民搬迁到十里红。“当时家里没什么家具,就是把锅碗瓢盆和被窝往船上一丢,然后6个人上船,摇着船桨到十里红定居了。”杨文杰语言表达和听力、视力都有问题,刘传英成了家中的“发言人”。

找当地村民买了间土房,将公公安排住在岸上,刘传英和杨文杰带着4个儿女住在船上。“那时候没有柴油机,全部靠摇桨,我们去庙嘴那捕鱼,都是从十里红江岸边沿着孝子岩往上用人力推,推上去要一个小时,然后横渡长江撒网。”她说,“老头子眼睛、听力都有问题,我要摇桨,还要负责看天气、江上船只以及水流,他只负责撒网收网。”

一个人要负责这么多事,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1992年6月份的时候,刘传英在捕鱼的时候没来得及看水流,结果一个大浪打来,直接将渔船掀翻,夫妻俩被分开冲得老远。熟悉水性的杨文杰迅速游上岸去找人帮忙施救,不会游泳的刘传英只能抱着江面漂着的一个圆木筒,在江面随波逐流。“漂了半个小时,才有人把我救上船,然后再来人把翻掉的船拖回岸边。”她说。

虽然年事已高,但是刘传英手中补渔网的动作丝毫没有耽搁。“这是60年前嫁到杨家之后才学会的,当时渔网全部靠自己织,坏了自己补。”她说,“我跟十里红村的媳妇一样,嫁过来就要学会织网补网,男丁少的户,女人还要学开船,等老人们搞不动的时候,就要上渔船‘接班’,我家的二儿媳妇就是嫁过来学的这些,我们老两口60岁就干不动了,二儿子就接过了这条船,干了20年。”

刘传英家的捕鱼生涯传承了至少三代,这在十里红算是传承较少的了,这里的村民自古以来都是以打鱼为生,传承了无数代,只是有记忆的都是四代左右。

从刘传英、杨文杰家离开,到了村口,就看到农家乐正对面是一个公园,有观景平台,还有凉亭。站在观景平台上往上游看,9艘乌篷船停泊在江边。

这时还不是捕鱼的时间,船主们还在家里午休,积蓄精神和力气,留待深夜或者第二天凌晨的时候,发动马达去至喜大桥上下江域打鱼。

朱市街社区居委会书记王勤告诉我们,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十里红村二大队家家有渔船,“每到休息的时候,江边停了百余艘渔划子。”

十里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渔民?仅仅是跟住在长江边有关吗?我们查阅资料发现,十里红江段曾经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之一,渔业资源丰富。刘传英向我们描述当年的渔获盛景:一网下去能打到几十斤鱼,网上密密麻麻都是,一个月下来少则400多斤,多的能收获千斤左右。我们的同事以前采访的老渔民闫国章就说过,一年下来除开3个月的禁渔期,能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。

如今,长江水产资源逐渐减少,许多渔民放弃了祖辈传下来的行当,“上坡”从事新的营生。王勤说,如今真正还在下水的渔船只有13艘,“每天出去打鱼的渔船可能就更少,不足10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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