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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码头的江湖与故事

核心提示: 九码头因为重新编号已经变为三码头,不过它早已不再只是码头,而成为了一个地名,记载着这一片区的繁华热闹。

与青春有关的地名

方龄皖

九码头一带我熟,正青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一直混在那儿。

九码头是码头,也不是码头,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地名。因为扼着码头与车站,带来这里畸形的繁荣,无论什么时候这里总是车水马龙。印象里九码头就是一个“混”的世界,逃课的学生,混江湖的古惑仔,收保护费的地痞,拉客的兔子,盯着旅客下手的小偷,形形色色的人等在这个酱缸似的地盘上各得其所。

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很牛的集体里,荷尔蒙喷溅。一群人常结伴去九码头溜冰场活动。那个溜冰场应该是剧场改造的,很简陋,溜冰鞋也很土、很简陋,铁板下装四个轮子,然后用带子绑在脚上。但这里每天人满为患,我们最大的兴趣是寻找漂亮的妹子,还是以带溜的方式勾搭妹子。不过,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常常招来另一帮人的忌恨。一言不合,大打出手。

冲动、冒险、暴力、爱情,多少年过去了,这些都模糊了。唯能记得的只有那些耀眼的阳光,以及从码头上吹过来江水的腥湿。荒芜、生猛的青春一下就结束了,恶狠狠的生活扑面而来。

九码头,老让我想起尔冬升的一部电影 《旺角黑夜》。印象最深的是电影快结尾时,张柏芝拿着吴彦祖放在她包里的钱,哽咽着说,“香港,为什么要叫香港呢?”

据称,宜昌人也称九码头为“小香港”。是啊,九码头为什么是九码头呢?宜昌又为什么叫宜昌呢?其实一切都很简单,所有我们生活的所谓城市,不过都是因我们的存在而得名,我们叫它们家园、叫它们世界、叫它们天堂,偶尔也叫它们地狱。

九码头,一个与青春有关的地名。

“双手搬来上海市,一肩担走重庆城”码头工人虽老,喊起号子依旧嘹亮

记者 杨彩虹 赵宽

宜昌,素有“川鄂咽喉”之称,长江穿城而过。作为长江中、上游分界线,举足轻重,是长江航运的“中转港”。

1876年,《中英烟台条约》增开宜昌为通商口岸,拉开了宜昌港口近代化的序幕。上百年来,几经兴盛、衰落,这里曾上演宜昌大撤退的壮举,也有旅客的聚散离别。这两天,我们以九码头(今宜昌港三码头)为中心,走访当年老船员、装卸工,试图了解当年码头的“黄金时代”和那个小江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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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码头因为重新编号已经变为三码头,不过它早已不再只是码头,而成为了一个地名,记载着这一片区的繁华热闹。

九码头在沿江码头中部,大批装卸工人搬来成了宜昌的小中心

89岁的周文昌在码头工作了一辈子。24日上午,在港务社区,我们见到了这位装卸工,市级“装卸号子”非遗传承人。

1876年,宜昌被开辟为商埠,设海关,宜昌古港开始过渡为近代港口。到1930年,从环城西路到杨岔路亚细亚码头,沿江一带分布着14个码头。此时,宜昌以二马路为界,上游段为“土码头”,二马路及以下为“洋码头”。1950年,宜昌地区军委会对沿江码头重新编序。《宜昌地名志》中有关于这些码头的记载,“九码头位于胜利一路西南端江岸,坡道结构上为水泥混凝土台阶,下为简易斜坡,主要停靠宜昌至沙市、巴东的客班轮”。“码头就是来往船只的公交站,最多停靠两三艘”,周文昌说,这些码头相隔并不远,九码头下游190米就是十码头,十码头下游180米就是十一码头,每个码头上百米,经常出现船和船“首尾相连”的情况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宜昌港务局进行港湾改革,“原有的14座码头中,1至8码头河坎坡度大,枯水季节离坡岸太远,约300公尺,洪水季节水流湍急。”港务局请来轮船公司负责人,又请来苏联专家勘查,认为十码头至宝塔河段更适合港口作业,至此开始,宜昌港口中心下移。周文昌记得,当时有两个作业区,江北是大公桥到亚栈路,江南是五龙到谭家河,枯水期的时候靠在九码头这片,汛期停靠谭家河。“九码头在中间,大批装卸工人过来,这片开始兴起,后来成了宜昌的小中心”,靠着最原始的肩挑背扛,周文昌亲历了上世纪50年代码头的繁盛。

当时的川江航道,险滩礁石丛生,水流湍急,长江上游的船,马力大,载量小,中下游的船则相反,作为长江中、下游分界线,来往货轮必须在宜昌中转,在沿江十大港口中举重若轻。

1954年,宜昌港务局一名叫黄元美的职工,曾写文章描述当时情形,“江面灯火通明,喇叭声不断,拖船连成了长龙”,人民日报以《宜昌不夜港》为题在头版刊发,一时间,宜昌港声名远扬。

上世纪80年代,宜昌才有了岸壁式码头,装卸实现机械化,人声鼎沸的码头逐渐归于平静。

尽管耄耋之年,周文昌耳清目明,身体硬朗,周文昌归功于年轻时在码头上的劳作。“箩筐扁担棒子锹,肩挑背扛力在腰”、“双手搬来上海市,一肩担走重庆城,挥汗澄清长江水,号子穿越南天门”,退休后,周文昌很怀念当年码头的热闹写了很多顺口溜。

以前通讯不发达,汽笛响了,码头上挥手帕、帽子的,依依不舍

84岁的陈子甲和水有缘。他的老家在秭归,抗战抓壮丁,他坐船逃到宜昌,投奔在这边跑船的亲姨爹,16岁就上船当学徒打杂。

上船1年多,陈子甲自己偷偷学起掌舵,当领江的姨夫觉得有天分,这才手把手的教他开船。“从宜昌出发,经巴东、奉节、万县、忠县再到涪陵,上水(往上游)要6天,”陈子甲还记得上的第一艘船,叫“华中船”,五六十米长,三层,一楼装货,二、三楼装人。

“解放以前,船都停在江中,包划子接送乘客”,陈子甲记得,有一对夫妻很会做生意,每次有船到了,推着划子过来卖酒、油条,船员大多喝点酒,顾客要买什么,夫妻俩用竹篮装好,绑在竹竿上递过来。

直到上世纪90年代退休,陈子甲见证了宜昌码头的兴衰。“像个小江湖,赌博、打架的,什么人都有”,陈子甲记得,四十年代港口秩序混乱,因为战乱,避难旅客和西迁物资聚集,分成几大帮派,像湖南帮、四川帮、浙江帮几大帮派。

上世纪70年代,客轮主要停在九码头至十三码头一带,九码头成了水上客运中心,建起了售票中心,陈子甲也开始当舵手,跑重庆至上海的班线,每次经过宜昌,最多停靠半个小时。

这个时候,陈子甲已在宜昌成家,妻子在厂里上班,聚少离多。码头,是夫妻俩短暂相聚的地方,也是那些年跑船的精神支撑。“港务局有个牌子,上面写着今天有多少班,哪艘船什么时候到,”陈子甲记得,虽然被抱怨“不着家”,只要船经过宜昌,老伴都会提前请假,端着我最喜欢的红烧肉守在码头,有时候是九码头,有时候是十三码头,只要看到她觉得很温暖。

1979年到1984年,罗洪波曾在九码头当过警察。因为工作关系,罗洪波曾见过不少码头的离别,“那时候通讯不发达,重感情些,汽笛响了,码头上挥手帕、帽子的,依依不舍”。

后来,码头越来越热闹,江边盖起了房子,陈子甲也升为二副、大副再到船长。这些年,除了船进厂维修,几乎没什么休假。上世纪80年代,先后获得四五个劳动奖章,从国家到省、市都有。

陈子甲最引以为豪的是,自己是第一个试航时走葛洲坝船闸的船长,“葛洲坝委托长航弄艘船试闸,开会推选,没人主动报名”,陈子甲说,晚上9点多试闸,走的是最窄的3号闸,只有十几米宽,船头大探灯照着,小心翼翼。“江上呆了这些年,就换了这些奖章”,陈子甲觉得,跑船还是太累,坚决没让3个儿子再走这条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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