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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村背影

   

和乡土再见吧

龚家顺着水路,从秭归茅坪到十里红,落地生根。

从后山上清咸丰六年立起的 “故显考龚绍培老大人”的墓碑推断,龚家在古渔村繁衍生息已有两百年。“绍维佐世光,永发万年秀”,龚永先算了一下,从绍辈到秀辈,十里红的这片土地与水域已滋养了龚家10代人。

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里说到乡村:“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,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,清清楚楚的,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。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,一代一代的下去,不太有变动。”虽在城市,十里红却真是个典型的乡土社会,村民们生于斯,长于斯。村子龚、陈、罗三大姓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渐渐变杂的。

村民们谨守着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的古训,即便像抗战这样的大事件也没影响十里红的人口变迁,大部分人都像陈启秀家一样,在兵祸平复之后依然选择回到故土,哪怕历经千辛万苦。

不过,龚家的晚辈们大多已经告别了十里红,这些人,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,生长在了新的地盘上。不过,他们很难像先祖那样再形成新家族,乡土正被摧枯拉朽,土崩瓦解。

十里红修道院里掩埋的历史伤疤,其实也可归结是乡土的故事,只是过于沉重了。张之洞将“宜昌教案”归结为“愚民们不辨是非,盲目轻信”所致,虽难听,也片面,却也有正确的一面。

熟悉的人,熟悉的生活方式,熟悉的江水味道,十里红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轨迹正在被打破。一些草木,一些老屋,一些故地,终究逃不过人主导的生长的比赛。它必须撤退,给更好的生活腾地。

古渔村,修道院,乌篷船,池水井沿,龚家四世同堂的老房子,那些起起落落的碎碎念,一起说再见吧。缘聚缘散,世间万物,命运大抵如此。

风乍起,数不清的日影西斜,潮水漫涌,云卷云舒。

顺着后山的祖坟,往下能捋出十代人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这可能是江南十里红最后一个夏天了。

在规划中,江南已成为宜昌新区建设的主战场,未来,这里将被打造成宜昌的“新浦东”。新拓宽的江南大道早已通车,两旁的农舍也拆去大半,楼盘正拔地而起。

十里红的村民们都在某种热望而又焦虑中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。生活似还是原来般的平静,但微澜之下却有着某种焦虑,既兴奋也慌张。

十里红将不复存在。渔村,渔民,织网,捕鱼。

他们是世居村里的老人,对搬迁也心有所待

6月30日,大雨。

我们从胜利三路上夷陵大桥,过江,驶过江南大道,绕过磨基山,到外国语学校右拐。下到江边,视野陡然开阔,对岸现代化楼群鳞次栉比。一瞬间,让人有窥见香港维多利亚湾或是上海外滩的恍惚。

江南进入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,浑浊的江水浩浩荡荡,滚装船拖着长长的身体在江中缓缓驶过,偶尔沉闷的汽笛声穿透厚重的雨幕,人去帆远,大江苍茫。十来条捕鱼的乌篷船随波起伏,像是停留在渔村的旧时光里。

进出村落的水泥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这样的大雨天里,村民们躲在屋子里,要么看电视,要么听着台阶上无休无止的滴滴答答雨声,蒙头大睡。顺着水泥路往里走百余米,村口就到了,百来户人家密集在山湾里,一面临着大江,安然塌实。

下雨,村口没人。平日里,这里是村里的文化广场和公共议事平台。我们上次来时,村口有一桌麻将正在“血流到底”,参与者稍微年轻一点,旁边还有一桌“上大人”也在进行着,每个人的面前码着一堆毛票子。

这是起于清末的一种纸牌娱乐游戏,其上印着“上、大、人”等蒙学读物上笔划少、易书写的字,相当于现在的“人口手”,古时候的人聪明,边娱乐边把字给认了。据称,这要比麻将有技术含量得多,更加益智,年轻人已很少玩了。

陈启秀和几名“老伙伴”坐在树荫下,一句长一句短地聊着可能到来的搬迁,他们都是世居在这个村子里,突然的变迁让老人们敏感,也心有所待。

去年4月,“磨基山旅游综合体”项目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。“来了很多领导,现场舞蹈、舞狮,还放了很多白日焰火。规划图上,十里红这里将是一个会展中心。

看那阵势,村民们以为拆迁很快就会到来,可一年多过去了,还是没有消息。拆迁打破了十里红原来稳定的利益格局,人心像被明镜照着似的,可以看见在利益面前经受的诱惑、摇摆和不安。

“故显考龚绍培老大人”的墓碑掩在一片荆木藤蔓里。”

以前村里谁家的门口,都能看到对岸的城区

十里红是依附于城区的一个古渔村,七八十户人家世代捕鱼为生,流水般的光阴里繁衍生息,至少已历数百年。过去,捕鱼的,码头上下苦力的,做手艺的,白天过江讨生活,晚上再回到这里,制造出一爿城市的“飞地”。

7月1日,天晴了。夏至已过去一周,炎夏已登场,雨一停就会进入烧烤模式,太阳能把人晒晕。十里红有限的几块苞谷地暑热蒸腾,催熟着已经抽穗的苞谷。这该是一年中最热烈的季节了。

陈启秀领着我们到村里四处转转,呈现在面前的民舍,总是新楼包着旧楼,旧楼顶上又加新楼,能盖上房子的地方都被盖上了房子,村民们竭尽所能地“扩大地盘”,争取在拆迁中能获得更多一点的交换面积,将手中的利益最大化。“以前,我们这里都是土房子,谁家的门口都能看到对岸的城区,现在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”

1940年宜昌沦陷,当时9岁的陈启秀随家人逃到了长阳,十里红落在了日本人手里。“逃难没得吃的,吃完了树皮,又吃观音土,遭的罪哟。”现在只要电视上放抗日剧,陈启秀就把电视关了,怕回忆起那段日子。

1945年,村民逃难回来,村里只剩下了7栋房子。陈家在日本人留下的马棚上搭建了茅棚生活,后来变成土墙房,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样的三层小楼。老伴去世后,她就一个人呆在这栋楼里。孩子们在对岸,都是机关里的干部,每隔一段时间来看她一次。前年,她也在三层楼顶上加了一层,快完工时被“上面”发现制止了,连外墙瓷砖也没来得及贴。对此,陈启秀耿耿于怀,“执法不公平,你看别人家都弄得好好的。”

我们渔民是有规矩的,现在人都不讲了

一栋中西合璧的“洋房子“,因被日本人占用而得以幸存,这是十里红现存最古老的民宅了。

阳光已经移到门前光溜溜的青石台阶上,闪亮得晃眼。龚永先和老伴陈启凤坐在堂屋里消暑,像这种宽敞高深的老宅,自有一股凉气。弟媳妇胡大珍抱了一包旧衣裳在堂屋里,翻过来比划一下,覆过去比划一下。她刚从西坝儿子那儿赶回来,儿媳就要临盆了,她赶回来给孙娃子撕点尿片。

龚家原是打鱼的,龚永先的爷爷龚世楷从打鱼改行为木匠,造船发了财,置办了这栋豪宅,至今已逾百余年。如今,老弟兄四个都在祖屋里养老。龚永先是老二,“老大龚永坤去年‘冲’了,被姑娘接过去照顾了。”

十里红江段曾经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之一,渔业资源丰富。村里龚、罗、陈三大姓,多数人家以打鱼和“推人过河”为生。86岁的陈启秀和“老头子”也是捕鱼的“一把好手”,“老头子下网,我帮着推划子。”10年前,老伴去世后,她就再也没有下河了。

龚家是清朝中叶从秭归茅坪顺江打鱼,在此落地生根的。

龚永先换条长裤带我们去后山,“故显考龚绍培老大人”的墓碑掩在一片荆木藤蔓里,这一片还有他的曾祖父和父亲的坟,“祖父的坟‘文革’时被挖了。”龚绍培是龚家在十里红的第一代,“绍维佐世光,永发万年秀”,按辈份排,“到现在已是第十代。”碑文显示,“老大人”卒于咸丰六年,也就是1856年。

58岁的陈培祥是村里仍在坚持打鱼的少数村民之一,他说,自己一身的捕鱼手艺是祖传的,“我太太(曾祖)就是个打鱼的。”对如今有些人的滥捕、甚至电打鱼,他很失望,也很鄙夷,“我们渔民是有规矩的,现在人都不讲了。”

正聊着,隔壁一名年轻的妈妈慌慌张张地过来找孩子:“这么大的水,别又跑江边去了。”放暑假了,村里孩子一下多了起来,也让大人们多了担心。“现在孩子少,才这么金贵。”陈培祥说,“我们那个时候,这个季节从早上就泡在水里了,谁管。”

这些年,长江水产资源逐年减少,加上城市的快速发展,让依靠渔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渔户家庭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,一些渔民开始弃船上岸,寻找现代化的生活出路。即便如此,村里10多户人家仍坚守这种传统手艺,出没江涛里讨生活。

事实上,渔村的衰落是发展逻辑下自然而然的选择,即便没有拆迁,十里红村的下一代也会不安于这巴掌大的空间。渔村的新一代们已经走出渔村,散落在都市角落里寻找更滋润的生活。

没有人会拒绝更好的生活,85岁的陈启秀,对未来也保持着一种美好期待。 这座教堂,是“宜昌教案”赔款修建的              

十里红,掩埋着一段历史伤疤。

穿过几条小巷,几处浓荫,又走过一截田埂。陈启秀领着我们来到一栋古老的灰色建筑前。高高的围墙圈成一个大院子,房顶上竖着方形烟囱。这曾是一座天主教堂,距今已有百余年,残破不堪。

它的修建与轰动一时的“宜昌教案”有关。至于这起教案的细节已经不考,但通过梳理,我们发现其发生发展的逻辑与全国其他的教案并无二致。

围墙高耸,杂草丛生,这座教堂依然保持着完整的模样。物是人非,居住在其中的人,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如今,教堂已成为村民的住所,犬吠鸡鸣。

江上燃起熊熊大火,烧了两天一夜

1891年9月2日,城区乐善堂街的法国天主堂燃起了熊熊烈火。英国太古、怡和堆栈中的煤油桶遇高温相继爆炸,煤油流入江内,江面上的船只也燃烧起来。一时浓烟弥漫,火光冲天。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一夜,才渐次熄灭。

大火的源头要从宜昌开埠说起。

1876,宜昌在《烟台条约》中被列为通商口岸,宜昌开埠,洋人接踵而来,教会活动也由此开始。1877年,天主教鄂西教区副主教田大兴在乐善堂对面购置地皮,修建教堂。

积贫积弱的民众对这些洋人没有好感,当时社会传谣,称洋人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,实是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。清光绪17年(1891年)9月2日,传言一小孩被拐进教堂,家属在乐善堂街教堂门前的抗议像火星一样,点燃了群众的怒火,很快聚集千余人。

据称,这时一美国洋教士竟向群众开枪,打死一无辜群众。顿时,现场失控,群众潮涌般起冲进了教堂。在谣言的盅惑下,数千名群众在朱发金、赵宗雅等人的带领下,在天主教堂、英人住宅、法国主教府、修道院等处放火焚烧(据说美国圣公会也在其中)、毁损英国领事馆。

这就是闻名全国的“宜昌教案”。

湖广总督张之洞将朱、赵等十余人充军或笞杖,并赔银十七万五千余两。据称,当时的主教祁栋梁用赔款不仅修复了毁坏设施,还修建了爱德圣母堂(中心医院礼堂),以及我们眼见的这座教堂,用作男修院。

都被毁得差不多了,没啥好看的

我们也想进去看看,可教堂的门紧闭着,门鼻上挂着一把被摸得锃亮锃亮的黄铜锁。我们凑前贴着门缝往里看,没想到惊着了里面的狗,冷不丁扑向门来,吓得我们连退了几步。

据称,这里现在属于市政公司的资产,平时委托一位老人在这里照看房子,恶狗就是老人养的。

陈启秀说,里面毁得差不多了,也没啥好看的。之前,房顶上还有一枚竖得高高的红十字架,远远都能看到,很可惜,和那座辉煌的教堂一道,在“文革”时被毁掉了。

站在高处,可窥见偌大的院落里空无一物,长长的院墙有几处几欲倾圮。竹枝轻拂着满是青苔的房顶,瓦楞上堆满了陈年的落叶,后窗已经朽坏,耷拉着边框。

教堂旁边还有一栋略高大的灰砖建筑,房顶已经塌陷,地上尽是些残砖断瓦。门前还有一口已经干涸的池塘。这是一家农具厂的生产车间,教堂则一度成了这家农具厂的后勤基地,工人们吃住都在教堂里。

按照“磨基山旅游综合体”的规划,它也将即将被抹去。尽管这么多年它一直就这么废弃着,突然要抹去,陈启秀还是觉得有些可惜。

去年5月有两个外国人到教堂寻旧

事实上,老外并不如传闻的那般野蛮,他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、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。近些年来,随着一些史学家的努力,公众对教会当初在中国的活动有了新的认识。

十里红的村民们对老外的感受和印象也是被渐渐改变的。85岁的村民罗善守对当初老外们活动有着深刻记忆。

“这些外国人大多都很友善,会从口袋掏点零钞赏给我们。”村民罗善守回忆道。

当初,教堂还设有救济院和卫生室,“生病了可以到他们那里免费拿药。”日本人被打跑后,教堂给十里红的难民分发大米和牛奶。“那是我第一次喝牛奶。一点都不好喝,腥臭。”

村民们受教堂洗化,也有人皈依到基督门下。龚志清和爱人都是老教友,每顿饭前都要祷告。他的家就在教堂旁,堂屋里挂着父亲龚正道的遗像。龚正道高寿,1990年寿终时97岁。当年他一直在教堂里听差,刻印经卷。解放后,凭此手艺进入宜昌报社工作。

龚志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神牌来,是铜制的圣母玛丽亚像,怕掉了,用别针别在口袋里,从不离身。“跟了我几十年了。”里屋的墙壁上,还挂有一幅裱好的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。“这些都是从教堂里来的,‘文化大革命’毁掉了很多。”

陈启秀记得,那时教堂里只有3个外国人,一个是神父,还有两个年轻一些。去年5月,还有两个外国人到教堂寻旧,在树林里钻,毛茸茸的手臂起了很多疙瘩,陈启秀还从家里拿了风油精递给老外抹,“他们在这里还是做过不少好事的。”

在龚志清的家中,逃过劫难的十字架,圣母玛丽亚像一如当初。

考据

十里红

很多人惊异于这么个怪怪的地名,十里红,不是一款酒的名字?

据说,十里红得名与风水有关。《东湖县志》载:“纱帽山在县西十里紫阳山下,有明少宰王篆祖墓。相传明知州杨春震坏及砂臂,山脉遂衰”。传说,王家地位显赫,得益于祖坟葬在纱帽山的一块蜈蚣地上。因为与王家有过节,这位知州故意请人用桐木钉死了蜈蚣。一霎时,血水涌出,直往江中流淌,下流竟达十里之遥,民间遂有“挖断纱帽山,血流十里红”的传说。

另有人说,十里红是因这一带有红砂石而得名,还有人干脆说,十里红系石榴红之音误。我们在村里还听有更多的版本,也不知道哪个更可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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