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知识青年到大学生，从硕士生到博士生，从广播记者到大学教授，妻子总说我是“赶上了人生的末班车”。我说：“要不是小平同志实行的改革开放，要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，要不是国家制定了在职研究生的培养政策，要不是大学扩招后急需师资力量，别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土教授，就是当个小学教员，也没有这个机会呀！”
    记得30多年前，我在枝江新场公社团结大队当知青时，只有17岁半，正是读书的好时光。然而，读大学的机会却被剥夺了。1975年夏天，全知青点的人都到化肥厂搞土建去了，我一个人守着一个空荡荡的八间大房子，抽闷烟，心烦闷，不知人生的出路在哪里？幸好，不久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拨乱反正，恢复了高考制度。当我结婚后，女儿只有两个月时，我终于在28岁时圆了大学梦，从一名宜昌电台的年轻记者，考取了华中工学院新闻系。在我们这个特殊班上，年龄最大的48岁，都是来自湖北、湖南各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，许多人都可以当大学生的叔叔阿姨甚至伯伯了！同学们都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，说是“赶上了人生的末班车”，许多人毕业后都成了新闻单位的顶梁柱。
  为了弥补十年“文革”造成的损失，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，1993年国家又制定了在职硕士生的教育政策，我第二次赶上了这趟末班车，走进了华中理工大学（原华中工学院）研究生院新闻社会学硕士班。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，同学的年龄却大大年轻了。有一次，新闻专业本科生们还把我们这些叔叔辈的老同学，请到班上给大家讲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专题课。师生情意，教学相长，这种喜悦的心情，使我感到在大学读书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！1996年秋天，妻子带着读小学的女儿，参加了我的硕士生毕业典礼仪式。当我们和武大、华科大教授们在一起合影时，妻子对女儿说：“你爸爸这辈子真有福气！”
  要说我第三次赶人生的末班车，就算是2006年10月参加在职博士生班了。这时，我已经从宜昌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国地质大学当教师两年了。在大学工作，没有博士学位简直混不下去。犹豫再三，我给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老同学方政军打了个电话，征求他的意见。老方是我读硕士班时的党支部书记，他已在华科大读管理博士5年了，眼看就要拿到了学位，鼓励我说：“我们那个硕士班的同学，比如武汉电视台的胡桂林、程小萍都在读博士，还不是都已经评上了高级记者、高级编辑，不照样都在读博士吗？你在大学教书，不读博士怎么行？不过就是多吃点苦罢了。”说来也巧，我的博士生导师，就是当年给我指导硕士论文的张昆教授，他现在已是华科大新闻学院院长了，对我在学业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人生好像转了一个圈，又回到了起点，我既当老师又当学生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。
  现在，每当我走上讲台，总怀着一颗感恩之心——感恩3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，感恩师长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和培养，感恩父母、妻子和女儿对我事业的支持。面对一张张青春的脸庞，我都会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竭尽所能传道授业解惑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我教的毕业生，有的已在省市新闻媒体当记者，有的也在大学当老师，还有的在地大、中国传媒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华科大继续深造。每个学生都有了光明的前途。我常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，再也不会像你们的父辈那样，历经这么多的磨难。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，人生没有末班车，只要执着追求，努力学习勤于实践，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虽已年过半百，但我还是想和你们赛一赛，不负和谐的好时光。”

讲述人：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艺术与传媒学院 肖峰